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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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花功夫改造后的广州老街永庆坊，留下了西关风情和城市记忆。本报记者卢汉欣摄
假如你回到了西汉初年的广州，或许会是歌手张买的一个粉丝。他用越（粤）语唱的歌谣，清婉欲绝，连汉惠帝刘盈也被吸引，还把他召到船上演唱。
假如你是一名爱酒人士，回到唐代，恰好碰上广州街边的酒铺开了一坛新酒。店家会在酒坛的封泥上钻一个孔，插入芦管，招呼客人们免费啜两口试味，称为滴淋。很多兜里没钱的酒鬼，眼巴巴就等着这个机会，使尽丹田之气，长啜两口免费酒，试完这家试那家，直喝得晕晕乎乎，当街当巷?白鹤（醉酒呕吐）。
假如是在宋代，你兴许会和广州的男男女女一样，喜欢折一枝素馨或茉莉，簪在鬓角以作装饰。其实广州男人从汉代就开始簪花，宋代由于朝廷推动，簪花风气更是大盛。
假如是在清代，海上丝路已经把Canton（广州）这名字，传到了欧洲乃至世界各国。茶叶、丝绸、瓷器、扇子、家具……珠江河道被往返的大大小小商船塞满，你或许也会和十三行的繁华盛景一同见证许多平凡人变身巨富的神话。
假如你今天来到广州，在骤雨初歇的清晨，走进西关窄巷里的一家酒楼，一边叹早茶，一边听着邻桌谈论左邻右里、三姑六婆的是是非非，时间之流松弛得好像千年未变；而当你去到珠江新城，一座座建筑高耸入云，道路如网，车水马龙，似乎这个城市的面貌每天都在刷新，让人惊呼：变化太大了！
历史这本大书，就在这变与不变之间，一页页翻过去了。广东作家、近代史研究者叶曙明在新书《广州传》里这么写道。
历时两年的笔耕不辍，近60万言的《广州传》日前正式出版。为何要给广州这个城市立传？《广州传》想为读者展示怎样的广州？《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记者与叶曙明和出版方进行了深入探讨。
写一座城市，就像写一个人
草地：为什么会想要为广州这个城市立传？
叶曙明：我并不是现在才想到为广州写一部传记，这个想法有十几年了。我从1997年开始关注广州的历史，当时是因为世纪之交，很多媒体、出版社都在做怀旧这个题目，回顾世界在这一个世纪走过的道路，老照片就是那时流行起来的。广东有一家出版社当时约我写了一部书稿《广州旧事》，里面涉及广州的城建历史，商业区的变迁、建筑形式的嬗变、人们的生活习惯等。那时我对广州的了解其实很肤浅，掌握的资料也不多，写得很仓促。但这次写作，却触动我对广州历史的兴趣，好像打开了一个宝藏，我只是站在门口，捡了一些漏出来的碎屑，已经有一种汪洋恣肆的感觉。
从那时起，我开始有系统地搜集与探索广州的历史，从先秦时代一直到当下。我发觉了解得愈多，就愈觉得了解得太少，愈觉好像进入了一个大海。所以我觉得在研究历史这件事上，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的说法，是完全误导人的，你甚至永远不可能知道全豹是怎样的。到了去年，我觉得应该把自己对广州的认识，做一个阶段性总结了，于是就产生了写《广州传》的想法。它代表了在此之前我对广州这座城市的理解，也是对这么多年的资料搜集和思考做一个梳理。
草地：城市传记这种文体相对较新，此前伦敦有彼得·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南京有叶兆言的《南京传》等，风格都不同，您是如何考虑书写广州的城市传记？
叶曙明：我觉得写城市传记，就和写人一样，他要有独特的体型外貌、言谈举止、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要写出这些，这个人才能立起来。为广州立传，最大的难度，并不是考证某座房子几时盖的、某条马路几时开的，而是怎么把城市的性格写出来。首先我自己要能够理解这种城市性格。有一段时间，我家就能看到珠江，我每天都看着这条江无声地流淌，好像天天一样，又好像天天不同。慢慢地，我发觉用江河来形容广州，是再贴切不过了。平流缓进，不温不火，顺则有容，逆则有声，最后汇入大海。
写城市传记，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要把握得住这个城市成长的节奏，而不仅仅是写出它的趣闻逸事。我早两年读过《伦敦传》，它确实把伦敦这座城市粗犷、浮躁、华丽的特征，写到了极致，让人体验到一种快要爆炸的张力。广州与伦敦相差甚远，广州文化有一种相对稳定的内在结构，很少大起大落，大轰大嗡，也很少出现所谓的华丽转身，因此不仅在历史的细节上，而且在全书的整体结构上，都要体现出这种一步一步上百步梯的节奏感。
草地：广州作为拥有2200多年历史的国际化大都会，记载其发展历程与城市变迁的史书、县志，分析其对外贸易、文化传播、宗教环境等方面的论文、理论著作不胜枚举，《广州传》有何不同之处？
叶曙明：《广州传》是构建在大量的史书、典籍、文献记载之上的，但它并不是一般学术意义上的广州史，而是以文学的笔触，从居住在广州的普通人视角，去观察、记录这座城市，透过普通人的衣食住行、悲欢离合，去反映这座城市的生存状态。这是一本文学传记。
我经常想象自己生活在当时，每天在街市里逛来逛去
草地：您理解的广州是什么样的城市？想通过《广州传》让读者看到怎样的广州？
叶曙明：我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没有一座是雷同的。为什么我说是传统意义上呢？因为我指的是在农业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城市，那时资讯流通不发达，人口流动的规模也不大，每座城市几乎都是从本土的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县成长起来的，是在独特的山川土地上，经历千百年孕育出来的，所以它们都各有特色。所谓千城一面的雷同，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不仅城市外貌，而且文化、商业等，都有同质化的趋势。
在这个传统意义上，我认为广州与其他城市最大的不同在于：一是它的地理位置，背靠五岭，面朝大海。它不是背靠大海，面朝五岭，而是反过来。五岭之隔与辽阔大海，决定了广州的文化特质、经济特点，是走向海洋，而不是走向土地的。二是它的城市性格。城市中心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屡建屡毁、屡毁屡建之后，居然能够坚守不变。两千年前在那里，今天还在那里。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两千多年来，每逢天下大乱，都是只有北方人逃难南下，极少有广州人逃难北上的。他们的性格中，有一种难以解释的韧性。以前说广州文化，多注重它的灵活性、包容性，却比较少关注它的韧性。在《广州传》中，我很希望能够展现出广州人打不死的这种特点。
草地：您从什么角度来写广州？
叶曙明：我在写《广州传》时，把重点放在两个阶层上，一是平民阶层，一是士人阶层。我写官员不多，他们来来去去，两三年换一轮，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士人与平民却基本上是扎根本土的，在本地成长起来的，他们才是决定这座城市性格的关键元素。
我尽可能讲那些普通人听到、看到和经历的事情，而不是帝王的起居注。即使在讲帝王将相的故事时，也尽量采用当时民间的流行看法，老百姓是怎么看待他们的？他们做了哪些事情对民间有大影响？民间是怎样评价的？而不是照搬一般官史里的叙述与评价。
在写作时，我经常会想象自己生活在当时，是一名每天在街市里逛来逛去的人，我会听到什么？我会看到什么？但这本书又是非虚构的，不能胡编乱造，我力求每一个细节都有出处，尽管这个出处未必就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古书里也有太多谬误了，但我至少要觉得这个细节符合逻辑，才会采用。
草地：书中一共有四条主线，城市形态、经济形态、生活形态和文化形态的变化。您用很大的笔墨写了广州的文化，提到在明朝时广州俨然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其实在大众的印象中，广州一直以来是一个开放的商贸城市，但是文化较少被关注。您想传达给读者什么样的信息？
叶曙明：广州的文化发展，应该放在大历史的背景下去观察，才会看得比较清楚，而不是单纯比较你有几个大师，我有几个大师。先秦时代中国文化的重心在黄河流域，两宋时慢慢转移到了长江流域；到明清时，转移到了珠江流域。这清楚地反映了向南移动的趋势——经济重心南移，文化重心也必然南移。从黄河向长江的移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有关；从长江向珠江的移动，与西方国家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来临有关。到最后，中国必然要通过海洋走向世界，想倒回去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从高原向大海转移的过程。明清以降，广州就处在这样一个走向海洋的枢纽位置上。
有人说广州虽然经济发达，文化却是一片沙漠。这是对文化的无知。人类历史从来不会有经济很发达，文化却是沙漠的情况出现，任何地方都不会。文化是通过流动产生的，人口流动、商品流动、资讯流动，只要有流动、有交流，就会产生文化。一条村与一条村的交流，也会产生文化，但那是小文化。交流的规模愈大、愈频密，文化发展程度也高。明清时代，广州是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联结着全世界，怎么可能没有文化呢？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争论广州有没有文化，而是怎么把当时的文化状态，呈现给我们的读者。
跳出史学研究圈圈的局限
草地：您一直以来专注于研究中国近代史，也写过很多与广州历史相关的作品，《广州传》与之前的作品有哪些不同？
叶曙明：研究历史的人，容易有一个毛病，就是把自己限定在某一个范围内，或研究民俗，或研究建筑，或研究戊戌变法，或研究辛亥革命，互相是隔膜的。写辛亥革命的人，不会很在意当时的民众是怎么过年的，粽子是怎么包的；写七月七拜七姐乞巧的人，也不会在意梁启超说过什么、李鸿章做过什么。好像是两个平行世界，互不相干。作为学术研究，也许专一比较易出成果，但我希望能跳出圈圈的局限，以民间生活为主轴，把宏大的历史串起来，互相打通。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草地：您提到《广州传》书后所附的80多本参考书目不及您所读有关广州图书的百分之一，如何从这么多的史料、文献中选择准确、合适的史实，并勾勒出生动的细节呢？
叶曙明：史籍的记载，经常会有互相矛盾、真假混杂的情况。我不能说我选用的史料，就一定是正确的，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错漏，它只能代表我目前拥有史料的数量与辨识水平。我选择史料的要求，一般是多看几本史籍，互相印证，有些是孤证的，就只能通过看它是否符合逻辑来判断。
逻辑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说两广地区很多带罗字的地名，是先秦时季连部落罗氏族人逃难经过留下的印记。这种说法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只能从逻辑推理：两广带罗字的地方多不胜数，当时罗族进入两广地区能有多少人？两百人？三百人？他们有没有可能走过这么多地方，而且都以他们的姓氏命名？这显然是不合逻辑，有违常识的，所以我否定了这种说法。
面对史料，如果无法证实时，就应该相信常识，相信逻辑。在逻辑上站得住脚的，就不妨使用，逻辑上站不住脚的、有违常识的，就算有再多人引用，也要打个问号。书中有多个地方，就是采用逻辑推理的办法，否定了前人流传很广的说法。
写作时，最难就是挖掘民间生活的真实状态，时间愈久远，资料愈少，像先秦时代，往往只能靠考古的发现，去推敲、想象，还原场景。当然时间愈近，就愈顺手了，资料丰富。尤其是民国以后，有很多报纸还可以查到，上面记录了大量民间生活的情况，可以把你完全带入到那个时代，真切地感受到普通人在大时代变迁中的喜怒哀乐。
草地：过程中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叶曙明：我从1997年开始对广州历史的探索，资料从那时起一点点积累起来，我也是从那时起开始走街串巷，到处寻找广州城市变迁留下的痕迹。
以前常听人说，在中国西北地区，随便一脚，都可能踢到文物。这是一种很骄傲的说法。广州有两千多年建城史，文物本来也应该比比皆是，但以前广州人确实不太重视保护。大约在2008年前后，我到市区一条巷子寻访，在一户人家门前，发现有一块铺地的麻石条，上面从右往左刻着象牙会馆四个大字。
广州从唐朝开始就有十分兴盛的象牙贸易，是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象牙会馆是清代从事象牙贸易的商人组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证物，但被居民用来铺路，每天人来人往。有个街坊看见我蹲在地上看那块石匾，还特意走过来用脚蹭蹭说：这块石很古老了，你看上面刻着‘馆会牙象’。他们是很缺乏文物意识的，这怪不得他们，以前的宣传还是不太到位。还好，这块石匾后来被文物部门挖走保护起来了。现在人们的文物意识强多了。
广州需要属于自己的传记
为一个拥有2200多年历史的城市立传，无疑需要有敢写敢言的勇气和精心策划的细致。
想法产生之初，《广州传》责任编辑汪泉为找到合适的作者颇为苦恼。我拟定了几个标准，谁占住了，谁就或可为广州立传，我就做这个责任编辑。汪泉说，第一条，他（她）需要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因为一个作家能创作无出其右的作品，大多是关于其故乡的；第二条，此人须是一个成熟作家，有经典的代表作，在业界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关注度；第三，此人还应是一位文史兼具的文史学家；第四条标准是这位著作者年龄应该在60岁以上，这意味着具备了相应的人生感受和经历。
叶曙明是《广州传》最适合不过的人选。汪泉说。20世纪80年代，叶曙明曾是先锋小说代表人物之一，后改写历史类题材，围绕中国近代史和广州史书写过《大变局：1911》《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中国1927·谁主沉浮》《其实你不懂广东人》《广州旧事》等作品，他也被誉为广东文化的代言人。
为一座城市立传，就如为自己的亲人立传。尤其是像广州这样一座拥有2200多年历史的城市，需要写的太多了，其叙述方式，以及作者、文本与城市的距离如何把握，至关重要。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广州传》出版人肖风华说，在书中，叶曙明怀抱着对这座城市的温情与爱，却又控制住了过分强烈的情感，以文字轻柔地抚摸过这个城市的每一寸民生肌理。这种民生史观，就是再现百姓的生活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著作就是写给普通老百姓读的——写出广州的气质与灵魂，展示其文化精髓。
读过《广州传》就会发现，这本书画面感很强，百姓的生活、喜怒哀乐一一再现，如同文字版的广州《清明上河图》。肖风华说，出版这本书的意义，除了梳理城市的发展脉络、展现城市的灵魂，也希望生活在这座城的每一个人读了这部书之后，都可以从2200多年的历史中找到曾经和当下的自己，更加熟悉、热爱这个城市，从中得到在广州生活的意义和理由，甚至能够思考行走的人生之路上缺乏的是什么、应该追求的是什么、值得慰藉的是什么。
肖风华透露，《广州传》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广东人民出版社还将出版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传记系列以及国内部一些比较典型的城市传记，如《中山传》《潮州传》《佛山传》《凉州传》《成都传》。从对一个城市立传，进而为整个大湾区城市群立传，既是书写地方性记忆、展示大湾区整体形象，更是在聚合大湾区的城市文化、引导大湾区整体的文化认同。（记者邓瑞璇）
责任编辑： 邱丽芳